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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怎樣讓每個人都活得好

2012-08-10 13:09:19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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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颜亮

(2012年7月8日)

南都:你曾说过,现在的你更愿意从“人如何才能活得好”这个出发点来谈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安排。那么,在当下的社会里,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活得好呢?

周保松:关于怎样的活才叫活得有意义,当下社会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他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没有什么先验的道德标准和宗教真理,而人是会选择的主体,意义都是由人来赋予。所以只要你选择就好,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标准,所有答案都是未定的,你觉得它有就有,觉得没有就没有。

虽然当前很多人服膺于这种想法,但我觉得如果将所有问题变成简单的个人选择,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选择当然重要,但我们更关心应该如何选择,更关心为什么这个选择是好的和对的,而另一个是错的和不好的。

另外一种回答就是“欲望的满足”。提出这个观点最有名的,是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的效益主义。在边沁看来,虽然每个人都在追求不同东西,但归根结底都是在追求快乐,逃避痛苦。什么是快乐?就是欲望的满足。欲望满足了,你就快乐了。所以,及时行乐就好,其他不要多想。这也是很主流的观点。但它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一,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根本满足不了;第二,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我们人生大部分时候,追求的并不是快乐本身,而是许多不同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将所有事情,简单还原到感官的快乐。

南都:两种主要的解决方式你都不满意,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周保松:在回答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决其他几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是什么。你只有对“我”有了解,知道人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才能活得有价值;其次,我们要知道“我”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才能实现这些价值。人不是活在真空之中,而是活在真实的社会当中。文化、传统、制度、语言都是我们活着的背景,都会从出生起就影响我们。

这两个问题彼此相关。“我是什么”跟“我活得好”是相关的;“我活得好”同“我活在怎样的社会”又是相关的。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考怎样的社会制度才可以让每个人活得好。所以要回答什么是公正社会,就需要回答怎么样才叫活得好;而要答这个问题,又和我们对人的理解有关。这三者彼此相通,缺一不可。在《走进生命的学问》里,我也始终在追寻“意义”和“活得好”的问题。

南都:在你的理解中,“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周保松:我认为,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人有自由意识、反思意识和价值意识,有能力思考意义和道德问题,同时可以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评价。因此,当我们讨论意义问题时,其实是在做评价,是在衡量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动物不会做评价,不会反省今天过得好不好,这个社会公不公正。

人之所以会评价,是因为人会反思。这种反思是自觉的,不是偶然的。动物没有反思意识,它们只有欲望。人当然也有生物的欲望,肚子饿会想吃,但他不会去随便抢别人的东西来吃,因为他知道要尊重别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选择自由”对人如此重要。因为人具备反思意识,所以才会问意义的问题,才能够做出理性和自主的决定。既然如此,人就需要一个自由反思和选择的空间,否则根本没法回答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我们要保障一系列的基本自由。

除了自由外,人作为生物体,过得好还必须要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活在悲惨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包括食物、居住、医疗和教育等。这些东西必须由政府来提供,而不能完全倚赖市场。市场的逻辑是优胜劣汰,如果完全由它来决定一切,许多在竞争中失败的人就会活得很不好,而这不一定全是他们的责任。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也非常脆弱,因此我们需要一定的社会保障,才能让所有人有机会活得好。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人并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世界,而是活在一个社会网络。我们生命的意义,相当程度上是这个网络提供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别人的认同。这个认同包括几个方面,比如我们不希望受到他人歧视,所以我们要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我们希望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例如要有很好的朋友、和谐的家庭关系等,这样人才不会变成原子式的个体;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和能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肯定。

这三个部分是我们“活得好”的基础,我们要有基本自由,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同时还要有一个很好的提供意义的社会文化传统。当然,这只是简单的思考示范,而不是穷尽所有的条件。

南都:社会应该为人的发展提供保障,这听起来有点不像“自由主义”的观点。

周保松:你说的是放任自由主义,而我刚才谈的较为接近自由主义的观点。在英语里,这两者分得很清楚,“自由主义”是“liberalism”,也有人翻译成左翼自由主义,或者在欧洲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政府应该重视社会正义和机会平等,有责任提供社会福利及减低贫富差距等。至于“放任自由主义”,则是“libertarianism”,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在国内,很多人把自由主义和社会公正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一定会全面拥抱市场,反对任何财富再分配。这是很大的误会。自由主义视每个公民为自由平等的个体,同时努力令每个公民有能力有机会活好自己的人生,因此重视社会公正是应有之义。

南都:你强调的自由和社会福利,都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内容,那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周保松:如果我们能把“活得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诸如自由,权利,民主,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等建立起来,社会就会比较公正。但个体在面对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过这个问题时,最后仍须自己来回答,仍须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人生规划来作决定。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是多元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你可以选择当记者或老师,也可以选择做生意或志愿工作者。作为自由人,我们不能期望别人指定答案给你。这是自由主义很重要的精神,即尊重每个人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可以走自己想走的路,同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南都:但你刚刚说到,你并不赞同萨特的个体赋予生命意义这个观点?

周保松:对,前面我强调的,是生活的意义,不能由孤零零的个体自己创造出来。选择对我们重要,因为这是尊重我们的自主性。但这并不表示,凡是我们选择的,就是好的和对的。我们的决定是否合理,是否有价值,需要放在更广阔的意义和文化语境下去考虑,同时需要得到合理的理由支持。

作出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有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就认为对个人自主的重视,必然会导致虚无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你观察一下我们的生活就知道。如果没有选择,我们的生命就是由别人决定的,这个“别人”可以是家长,是党,是一个不知名的外来者。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不是真正活出自己的生命,你不是你生命的主人。当我们有了选择的自由,并不表示一切变得轻省,做什么决定都没所谓。恰恰相反。正正因为你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而生命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你更希望自已可以作出明智和正确的选择。这即表示,我们的选择有机会会错,而不是凡是你选择的就一定对。而要做对的选择,我们需要对自己有很好的认识,对不同活动的价值有很好的判断。自由主义不只是给人选择的自由,同时也要努力做好制度及文化建设,确保每个个体有能力有机会去做出好的和对的选择。

南都:你提及的这个观点,很重要的内容是有一个自由主义的制度在保障。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坏的制度该怎么办呢?这里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

周保松:这点的确让人很苦恼,我在书里也谈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公正的时代,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试图去改变现状,其他人却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那我必然会付出很大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不行动,甚至选择加入现有体制,难道不是最理性的吗?我行动的动力在哪里?如何打破这种无力感,如何令大家觉得一点一滴的改变是有可能的,是社会变革中的一大难题。当然,有人或会说,既然这样,不如独善其身吧。但刚才我已经说到,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活在社会网络之中,必须同他人交往,必须在这个环境工作,很难说完全置身事外。社会好不好,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活得好不好。

南都:而且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网络的产物。

周保松:对,我们的情感、语言、道德价值和对世界的认知都是在社会网络中形成。所以,我们不可能站在外面。如果我们是从另外的地方跳进这个网络,那你还可以同它对抗,因为你已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但因为身在这个社会,我们要找到一个批判的立足点,就相当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努力,尤其是思想界和学术界。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那么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观念市场中,我们才能打破许多既有成见,容许新的想法出现。

我觉得我们现在谈自由主义,最困难的并不是某种立场的宣示,而是要好好整理出这个时代种种的压迫和苦难经验,了解这个制度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甚至扭曲人的生命,以及反思这个社会的语言和观念,如何支配和宰制我们。这是非常困难的过程,需要不同领域的人一起来努力。不要谈哲学,你看看这几十年,在电影界在文学界,出过多少这类深刻的作品?似乎真的不多。要走出专制,不只是制度的重建,也是语言的重建,心灵的重建。但重建的资源从哪里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南都:对大部分人而言,可能随波逐流让他们感觉更好一些。

周保松:对,如果制度是不公正的,我为什么要去做个公正的人?做一个公正的人可能还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和代价。也有很多人说制度太强大了,个体太渺小了,我们注定无法改变,唯一方法就是一起玩这个游戏。虽然游戏规则不公正,但只要我自己玩好就好了。

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做个公正的人”和“活得好”对立起来,公正意味着对自己不好,不公正则意味着能拿到更多好处。很多人抱这样的观点,我觉得也易理解。但我们可以试试换个角度来思考:会不会做个公正的人,其实本身可以构成你活得好不好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将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看作一种负担,一种外在要求,而是将它内在于我们对有意义的生活的想象之中。

举例说,如果你的一生,没有真正关心过其他人,没有好好同其他人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关系,没试过坚持一些道德底线,没试过罪疚和羞耻,那么即使你很有地位很有钱,你的生活却没有信任、关怀、公正和爱。这样的生命,称得上美好吗?

南都:但这个是我们可以选的?

周保松: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我们现在的状态不是零和一的关系。我们总是在零和一中间,中间有选择的空间,无论多么有限。很多人会很容易说,人在江湖,身不己,然后很容易一直将底线往下调。问题是,这个下调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而且,这是一个活着的态度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总是相信生活没有选择,那么就很易对自己没有要求,而这是不好的。

南都:至少现在我们还是具备这个选择的空间。

周保松:即使没有,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去创造这样的空间。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人觉得很无力。他也希望这个社会变好,但总觉得个人太渺小了,所以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我在世界之中”的想法。我想了很多年,才想清楚这个问题。

“我在世界之中”的意思,是说我作为个体在世界中间,我属于这个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之外。我同世界不是对立的,我是站在世界里面看世界。这就意味着,如果我改变了,这个世界就会跟着改变。很多人觉得即使我改变了,这个世界却不会改变分毫。但你认真想想,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做一件事,无论多么微小,其实都是在改变这个世界。好比我做老师,如果我用心教好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生命会因此变好,而学生是世界的一部份,世界因此也跟着变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退一步讲,即使我改变不了其他人,我至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选择过有道德的生活,我选择行善不作恶,就令到这个世界变好一点。有的人觉得要一下子改变整个世界才叫改变,我觉得没必要,也不可能。我们不必自大也不必自卑,就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好好努力好好践行。首要的,不是为人,而是为己。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犬儒冷漠无力绝望,我们不必将自己也变成那样。那样活着,不好。

南都:你的这套观点,似乎将自由主义自动设定为讨论问题的前提,似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事实是,自由主义只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它也需要同其他各种流派竞争。

周保松:是的,自由主义当然需要和其他理论对话和辩论。中国今天思想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缺少这样开放认真的讨论。自由主义是否站得住脚,主要看它提出的理由是否成立。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些理由。例如我在问,如果我们要活得好,那么需要什么条件?我相信很少人会说,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一个没有基本物质保障的社会,一个彼此关系很差的社会,人会活得好。我觉得,我提出的问题,其他理论也要回应。我们都是人,都是活在当下的人,都渴望自己和下一代,活在一个安全、自由、公正的社会。既然这样,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无论你是什么立场,都可以从这点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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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主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任教,研究興趣為倫理學和社會政治哲學。著有《走進生命的學問》(北京:三聯,2012)、《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三聯, 2010)、《相遇》、《政治哲學對話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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