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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市場自由主義相信什麼

2012-11-13 00:19:59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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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

周保松

《南風窗》(2012年第23)

 

     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许多人一定会说,自由。谁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如何保障这些自由?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性市场。我之前发表的《市场、金钱和自由》和《贫穷、自由与公正》,挑战了这种观点。我的理由很简单:市场中不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是有钱人较穷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1

        这样的观点,引来许多笃信市场的朋友的严厉批评。为什么呢?我猜多少是因为触着了他们的软肋。众所周知,市场自由主义不遗余力替资本主义辩护,甚至反对国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医疗、房屋、失业救济等基本福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意味着要抽富人更多的税,而抽税形同劫富济贫,损害了富人的自由,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因此,即使面对严重的贫富悬殊,市场自由主义仍然可以声称,为了个人自由,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自由,成了捍卫资本主义的马其诺防线。

我的文章却指出,这道防线并不存在,因为富人和穷人其实享有不一样的自由。资本主义不仅导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也导致巨大的自由的不平等。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否定市场有许多其他优点,但却至少说明,“市场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这一说法,其实是个迷思。迷思一旦被打破,市场自由主义遂不能再轻易以自由之名,一刀切反对国家基于正当理由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也意味着,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右派要自由,自由左派要平等」的看法,其实颇为误导。两派真正的争论,不在于要不要自由,而在于要什么性质的自由,自由如何公正分配,实现自由需要什么条件,以及谁来满足这些条件等。

廓清这些理论误区后,自由主义就不必无条件地和资本主义捆绑,并对后者导致的社会不公保持沉默或强为之辩。自由主义不是也不应是为现有体制及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意识形态。相反,自由主义立足于自由和平等,有普遍性的道德关怀和对社会公正的坚持,既追求政治上权利民主宪政,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尊重,也追求经济上的公平分配。我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批评市场自由主义,目的不是要取消市场或主张大国家主义,而是尝试反思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恢复的批判精神,并论证在今天中国语境下的道德吸引力。

在这次论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是金钱和自由的关系。但绝大部份批评,似乎均未能准确把握我的论点,包括最近再次长篇应我的王建勋先生。(见《市场是自由与公正的天然盟友》,《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1016)故我在此再作回应。

       

2

    先重温一下自由的定义。当一个人能免于外在干预或强制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时,他就是自由的。据此,监狱中的囚犯是不自由的,不论他是否罪有应得;同样地,我们没有自由在明令禁烟的场所吸烟,或收到税单时不缴税,否则会受到法律惩罚。这个定义,有时被称为消极自由,也为市场自由主义者普遍接受。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穷人会否因为缺乏金钱这一事实本身,从而客观上较富人受到更多外在限制,因而享有较少自由?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为方便讨论,让我举一例。设想有两个国家。A国法律规定,所有国民都不可以出国旅行。如果有人强闯边境,会被警察拘捕。也就是说,A国人民没有出国的自由。B国是一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人都可凭护照出国。富人有护照有机票,所以可以不受任何阻挠,顺利通关上到飞机。穷人也很想去旅行却没钱买机票,结果在海关前被警察阻挡。他努力想闯过去,结果被拘捕。警察穷人说:“根据法律,你必须用钱买一张机票,才能免受武力的强制上到飞机。钱,是你获得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许多人以为,只要富人和穷人都可以申请护照,就已享有相同的自由。实际上是即使你有护照,却没有钱,一样会受到强制而无法出外旅行。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较穷人多了行动的自由。

     以上例子说明,A国和B国对自由的限制,其实都来自法律。要理解金钱和自由的关系,就必须将它放在特定的产权制度下来理解。B国实际上规定,所有私人财产都受法律保护,而在绝大部份情况下,金钱是使用及占有他人财产的必要条件。金钱是市场的交换媒介,由国家法律赋予其权威。许多人以为市场是独立于国家的自体系,实市场的游戏规则,包括私产和契约制,都是由国家制订并以武力维持。穷人没钱而又想得到他人的物品,就会受到国家干预。

    这就是我再三阐述的基本论证。这一论证如果合理,即表示在一个贫富悬殊且大部份财富集中在小部份人的社会,穷人较富人事实上少了许多自由,而这是某种法律制度的结果。读者须留意,这是一个内部批评:我是在接受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的前提下,指出财富多寡和自由多寡的内在关联,然后指出富人和穷人享有相同自由的说法并不成立。

但我必须强调,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穷人可以仅仅因为不平等的经济自由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充分的正当理由要求平分富人的财产,更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要否定市场和私产制度。但它意味着,如果市场自由主义真的重视人的自由,同时相信每个人都应享有相同(或相当程度)的自由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么一个贫富悬殊却又反对任何财富再分配的市场制度,就不可能是它追求的目标。

 

3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对我的反驳。一个最普遍的批评,是认为穷人根本不应享有强占或抢劫的自由。例如王建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如果流浪汉不试图强占或者抢劫商店里的面包,他的自由丝毫不会丧失。尽管他会挨饿,但这与自由的失去完全是两回事。王先生在这里其实并没有真的在反驳我。承认穷人因为缺乏金钱因此缺乏自由这一事实是一回事,因为缺乏金钱而去抢劫他人不道德的是另一回事。前者并不涵蕴后者,而我一直论证的是前者。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因为担心出现后者的情况,所以才由政府提供各种福利,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

但王先生在这里似乎同时想说,流浪汉只要挨饿而不去强行索取面包,他的自由就不会有丝毫丧失,例如警察不会来干涉你。但王先生岂不是因此同意,如果流浪汉没有钱而又想得到他人的面包,他的自由就会受到警察限制?而钱,岂不正是令得他免受这种限制的必要条件?由此往下想,一个身无分文且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和一个身在监狱的囚犯,是否同样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囚犯拚命挣扎却不得其门而出,当然没有自由。如果没有他人好心施舍,流浪汉同样不可能免于警察限制而得到衣服、食物和居所。在他的四周,私有财产法竖起一堵堵无形的墙,阻碍他得到这些物品。而对于富豪来说,这些墙却可轻易推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先生仍然坚持说富豪和流浪汉享有相同的自由,那着实教人不解。

我相信,王建勋先生真正在谈的,其实是私有财产权,而不是自由。例如他说,私有产权在“保护权利人财产的同时,对他人施加了不得干涉或者侵犯的义务。”正因为他先假定了面包是店主的私有财产,他才会说流浪汉不可以强占或抢劫,因为这样做侵犯了店主的财产权所以,“任何人都不享有获得某件特定商品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某个商店里的某块面包,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也就是说,王先生是在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的前提下来谈自由。

王先生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旦接受这种思路,他就不能再坚持原来的平等自由论证,因为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财产权在概念上有自由和不自由两面:它保障了有产者自由支配他的财产的同时,必然也在法律上限制了其它人使用这些财产的自由。所以,当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产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垄断后,那些没有能力和机会拥有财产的人,客观而言,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私有财产权在制度上的优先性,有产者和无产者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自由,而这正正解释了贫穷和自由的关系:穷人缺乏钱,所以不能免于法律限制而去使用和占有属于别人的财产,因此缺乏自由。

 

4

至此我们见得很清楚,王建勋先生实际上是在诉诸私有产权,而不是平等自由来为资本主义辩护。读者看到这里,或会感到有点意外,因为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想象里,在各种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放到最高位置的,正是鼓吹小政府大市场,反对任何社会福利的市场自由派。但我们现在却见到,市场自由主派真正在意的,其实是私有产权,而不是平等自由,而前者不仅不会导致后者,反会在制度上合理化和强化自由的不平等分配。

这不仅是理论分析,更是无数人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残酷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令土地财富生产工具愈来愈集中在大财团和大资本家手上,无数穷人在生存边缘挣扎。他们承受的,不仅是物质的匮乏,同时是自由的缺失。他们生命中许多重要的门,因为贫穷而被一一关上。而我们不要忘记,关上这些门的,不是市场,而是国家,是国家在支持一种私有产权至上并以武力维持的制度。市场自由主义者却告诉我们,对不起,这已经是各种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为我们必须无条件捍卫私有产权。他们遂无法理解席卷全球的“我们都是99%”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人的愤怒和绝望,遂继续活在自己编织的世界,并自我感觉良好。

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问,今天中国的农民、工人、失业者、老弱伤残者,他们在生活中承受的压迫和不公,包括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过低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子女教育困难,医疗保障缺乏,居住环境困窘,日益商品化的社会关系以及经济自由的不平等,这些都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无关?退一步,即使无关,那么出路是否就是将中国变为更赤裸的市场社会,而不是在完善市场体制的同时,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并以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如果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那么对于无数受压迫的人来说,这样的主义有何道德吸引力?如果自由主义所许诺的,只是个机会不均,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弱无所顾老无所养,人们活得没有安全感没有尊严的社会,那么没有人会愿意成为自由主义者。

最后,市场自由主义者或会问,即使你所说都有道理,难道我们因此要全盘放弃私有财产制?不是。而是我们首先要问,私有产权为何如此重要?王建勋先生说得好,私有产权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既然这样,我们应该问下去:怎样的产权制度,怎样的资源分配,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从而活出独立自由丰盛的人生这是自由主义的关心所在,而市场资本主义不是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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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国旅行的例子,借用自Adam Swift,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y,2001), pp.57-58.

2.王建勋先生的文章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361db0101b6sd.html

3.相关讨论见作者微博:http://weibo.com/pc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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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主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任教,研究興趣為倫理學和社會政治哲學。著有《走進生命的學問》(北京:三聯,2012)、《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三聯, 2010)、《相遇》、《政治哲學對話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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