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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較真的政治

2013-02-26 03:34:01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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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真的政治

周保松

《南风窗》(2013年第5期)

   这个学期我教的一门政治哲学课,学生坐满两百人的课室。我在第一课说,政治离不开道德。政治的终极关怀,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制度,藉此界定我们的权利义务,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并解决各种可能纷争,从而确保所有人能好好生活在一起。没有道德的政治,政府将难言有正当性,社会难言有真正稳定,人与人之间难言建立休戚与共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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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学听完,眼中充满困惑:政治世界,真的有道德可言吗?政治的世界,难道不就只是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和利益算计?说道德,要么是伪善,要么是傻瓜,要么是徒劳。伪善也者,是认为道德只是权力的包装,又或虚假的意识形态,专门用来欺骗无知大众。傻瓜也者,是因为人性自利,所有人的行事动机都是为了一己利益。与自利者谈道德,好听是过于理想,不好听是天真无知。徒劳也者,是即使我们想谈道德,也将无从谈起,因为道德一如人的口味,主观相对,没客观理由可言,注定流于自说自话。这三种态度,问题性质并不一样,但往往混杂在一起,并导致对政治道德的整体不信任,即在关乎所有人根本福祉的公共议题上,道德不可能在场。

政治哲学既不实用也不易读,我相信选择来修我的课的,不少是对政治有关怀对世界有不满对生命有要求的学生。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对政治道德有如此深的不信任?这有点教人不解。因为这样的立场,很难自圆其说。例如我问同学,你们支持香港一人一票选特首吗?大家都说支持。我再问,你们支持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你们坚信民主较专制好?大家于是提出不同道德理由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讨论一旦开始,同学们很快便发觉,他们不可能说自己伪善,不会形容自己是傻瓜,更不会接受自己的论证注定徒劳,因为一旦这样,他们将无法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出合理辩护。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政治价值上有所坚持,同时相信所坚持的是有所据的,我们便已站在某个道德的观点。这个观点,使得我们成为道德的存有,并进入政治道德的世界。

2

有同学或会说,他们觉得政治道德不可能,指的不是自己的信念,而是真实世界的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充满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腐败暴力,那有什么道德可言?这是许多人对政治的最直接感受。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受,同时这种感受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种感受的表达,往往不是在否定政治道德,而恰恰是站在某种道德观点对现实政治提出批评,因为这里我们不是抱着一种事不关己没有所谓的中性态度去描述一个社会现实,而是在下一个道德判断,即这样的政治是恶的政治,并应该受到谴责。好的政治,政府理应廉洁公正,尊重公民权利和关心人民福祉,并使得每个人能够自由平等地发展。所以,当我们对现实政治感到愤怒时,我们是在表达一种道德情感。情感的背后,往往预设了这样的信念:这个政治社群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是这个社群的异乡人;这样的恶的政治,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因此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作为公民,有能力去共同想象和实践一种好的政治。也就是说,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批判,其实是在肯定政治本身是有好坏对错可言的。

有同学或会继续说,你这样太乐观了。无论我们对现实政治有多强的道德要求,我们始终站在政治的外面,对政治世界没有分毫影响。我们可以围观调侃八卦,但却不可以参与。而真正的局中人,是不会跟你谈道德的。这种观点非常流行,但却并不合理。第一,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正当性问题。用的话,统治者如果不能将权力转变成权利,服从转变成义务,无论他有多强大也总不能持久。而在现代开放社会,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不可能建立在暴力恐惧和谎言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神秘的宗教或古老的传统之上,而必须诉诸道德理由来说服人民,它的制度、法律、政策及普遍公权力的行使,是值得我们支持的。否则,这个国家便会陷入正当性危机。

因此,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道德规范必然是权力正当性的重要基础。但这种规范的约束力从哪里来?为何统治者有责任向被统治者证明自己具有统治的权利?那必然是因为人民有所要求,而这些要求对统治者构成了道德压力。试想像,如果一国之民根本不关心政府的管治成效,对政府所做一切总是毫无异议或默默承受,那么这个政府向人民问责的压力自然很小,权力导致腐败的机会自然很大。

独裁之恶,是它将政治从我们的生活中异化出去,成为支配我们却又与我们无关的外物,并使得我们整个生命失去公共性的一面。我们在这个世界吃喝玩乐生老病死,但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并时时刻刻受到有形无形的权力宰制。久而久之,我们或会渐渐忘记,没有公共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我们遂对权力漠然,对苦难漠然,对恶本身漠然。但这是制度带来的恶果,而非人的本真状态。作为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员,我们理应活在政治之中而非之外。而要打破这样的困局,我们每个人必须在道德上较真,不犬儒不冷漠,相信每个公共议题都有对错好坏可言,并努力运用实践理性去寻找答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较真的政治。愈较真,我们愈能看到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份量和力量,愈能恢复我们生命本真的一面。

3

谈到这里,有人或会提出一个更根本的质疑:你以上所说,都是建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人真的是个道德存有,真的在乎道德。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我们见到别人贪腐而心生不懑,难道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机会坐在那个位子吗?我们奉公守法循规蹈矩,难道不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吗?于是,我们又回到最初的结论: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这样的想法,很流行。当人们如此说时,好像在描述一个自然事实,这个事实意味着,不道德才是人的正常状态,因为道德总会在某些时候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对个体来说,追求较真的政治,不仅徒然且不理性。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如此活着吗?我们真的愿意接受,我们应该如此活着吗?我认为两者都不是。

人作为道德存有,有四个基本能力。一,会使用道德语言。二,会使用道德语言作道德判断;三,会根据道德判断作出道德行动;四,会因应道德判断和行动而产生相应的道德情感。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自小就会培养出这些能力,并在日用而不知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道德人。

试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每天都在做道德判断。我们反对强拆,追求自由,珍惜人权,争取民主,抗议暴力,憎恨贪腐,谴责歧视,重视公义。我们也尊敬师长爱护家人,对朋友守诺重义,对弱者同情怜悯,甚至关心动物权益。当我们受到不公对待时,我们会感到愤怒;受到歧视时,会感到屈辱;做了错事时,会感到歉疚。在我们追求一己人生理想时,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期许自己成为正直的人,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有道德重要性。即使在最平常的生活细节,我们也离不开道德。例如在微博上和不相识的人讨论时,尽管彼此意见分歧,我们也在努力学习平等待人,用心聆听,善意沟通,用理由而不是用语言暴力令对方屈服。即使有时我们做不到这样,我们大抵也会同意,这样的境界值得向往,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也就是说,我们从出生起,就已活在各种各样的道德关系当中,并在这些关系中建立和肯定自我,了解和承担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并在不懈的道德探索中寻找生命的意义。道德不是外在之物,而是我们存在的基础。试想像,如果有人将我们的道德语言、判断,行动和情感通通拿走,我们将无从了解自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无可选择地成为道德存有。

许多人一谈起道德,就会想起道德说教或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心生抗拒。但我们要知道,反对某种道德教育的方式或某种道德教条,和反对道德本身,是两回事。当我们批判某种道德立场时,我们其实基于另一种我们认为更合理的道德观点,而不是站在道德之外的虚无之境。而这种批判性,正正彰显了人是具有反思能力和自主判断的道德主体。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在公共领域中,发展和累积我们的道德资源。这些资源愈丰厚,愈能拓阔我们的道德想象力,愈能对政治现状作出有力批判,也才愈能使社会有道德进步的可能。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在道德上较真。

4

当然,即使以上所说为真,也不表示人没有自利的一面,更不是说人不会因为自利而做出伤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远非如此。人会不会道德,或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与我们活在怎样的制度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中国,要做一个正直廉洁的人,如此之难,但这绝非因为人性本恶,而是制度环境使得我们难以过上合理的伦理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公正的社会,选择做个公正的人,极为不易,而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道德情操的高低。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它能让我们自自然然做个道德的人,快快乐乐过上有德的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有尊重、关怀、忠诚、信任、公平、承担、诚实、正直、恻隐、付出、自由和爱。这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有人或会说,你这样将走进一个循环的道德困局:要过上有德的生活,需要公正的制度。但要建立这样的制度,需要道德上较真的人。的确存在这样的困局,但困局并非不可打破,因为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无缝的封闭的世界,我们也非没有反思能力和价值信念的人。我们每个人每天的道德努力,即使看来如此微不足道,其实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完善自己,改变世界。我们,非如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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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主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任教,研究興趣為倫理學和社會政治哲學。著有《走進生命的學問》(北京:三聯,2012)、《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三聯, 2010)、《相遇》、《政治哲學對話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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